“模板”成为秋扇“变革”脱颖而出

韩国导演奉俊昊的《寄生虫》,以黑马姿态拿下奥斯卡最佳影片、最佳导演、最佳国际影片、最佳原创剧本四项大奖,成为最大赢家。

这会是载入史册的一届奥斯卡。《寄生虫》是奥斯卡历史上第一部获得最佳影片的亚洲电影、第一部获得最佳电影奖项的非英语电影、第一部同时获得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影片的电影。它的获奖,对于韩国电影的意义毋庸赘言;对于奥斯卡来说,也可谓一次“自我变革”。

如果说好莱坞是世界电影的引领者,那么奥斯卡就是好莱坞的一次“年会”,奥斯卡之于电影业是回顾、是总结,也是趋势的体现。作为顶尖电影人的最大盛会,奥斯卡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耀和光环。但这些年来,奥斯卡也饱受批评。首当其冲的是,奥斯卡的保守。

这种保守,体现在奥斯卡评委们对宏大叙事的偏爱、对重大历史题材的迷恋、对政治正确题材的推崇,以及对美国主流价值观的迎合。这样的审美取向,导致奥斯卡获奖名单日渐中庸乏味。同时,它也深刻影响了业界的创作,每年颁奖季都催生出大量按照“奥斯卡模板”制作的电影。

回顾近10年来奥斯卡最佳电影名单,2010年的《拆弹部队》、2011年的《国王的演讲》、2012的《艺术家》、2013年的《逃离德黑兰》、2014年的《为奴十二载》、2015年的《鸟人》、2016年的《聚焦》、2017年的《月光男孩》、2018年的《水形物语》、2019年的《绿皮书》,其中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其实并不多,更没有《乱世佳人》《泰坦尼克号》《阿甘正传》《辛德勒的名单》等这样有分量的奥斯卡最佳影片。这固然有好莱坞原创力衰退的因素,可它也与奥斯卡的保守不无关系。

比如,2010年,《阿凡达》败给了《拆弹部队》;2013年,《悲惨世界》败给了《逃离德黑兰》;2014年,《地心引力》败给了《为奴十二载》;2018年,《三块广告牌》败给了《水形物语》;2019年,《罗马》败给了《绿皮书》……这几届奥斯卡最佳影片都难说实至名归,但它们都符合“奥斯卡模板”:重大题材(美国与伊朗恩怨、美国白人与黑人的冲突与和解、冷战对抗)+政治正确(为有色族裔、社会底层鼓与呼)+美式价值观(常以爱、自由、平等为标识)。

必须强调的是,这绝不是说“政治正确”不重要,而是说,太多为奥斯卡量身定做的电影主题先行、政治正确大于电影本身、对许多重大议题只是浮光掠影呈现、最后以一个和稀泥的大团圆结局强行呈现正能量。

另一方面,则如评论家戴锦华所批评的,“今天,黑人、同性恋者的故事开始走上前台,用以屏显进步,那么这张屏又遮蔽了怎样的故事?——非法移民、拉丁裔移民、亚裔移民或者‘美国后院的第三世界’。”好莱坞的政治正确,谈论的只是能够谈论的政治正确,它以一些议题遮掩另一些议题,以一些人的痛苦遮掩另一些人的痛苦。

奥斯卡并非没有意识到它存在的问题,从奥斯卡评委结构的变化中,我们可以窥见奥斯卡年轻化、多元化的努力。

奥斯卡由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颁发,评委同样由学院提名。但别误会,这个学院不是学校里的学院,它是一个成立于1927年的非营利专业组织,最初成员只有36人,并于1929年举办了第一届奥斯卡颁奖典礼。后随着奥斯卡影响力的扩大,成员人数也不断增加,目前评委人数已近万人。

在10年前,奥斯卡评委主要有三个特征:白人、男人、年长者。2012年的一项报告指出,奥斯卡评委中94%的成员是白人,超过77%的成员是男性,平均年龄63岁,因此坊间又戏称奥斯卡奖是“老白人男性奖”。

这些年来,为摘掉“太白”和“歧视女性”这两顶帽子,学院不断进行了调整。比如2018年的新增成员女性比例达到49%,有色人种占到38%。2019年,学院邀请了来自59个国家的842名新成员,其中女性比例占50%,有色人种比例为29%。截至2019年,学院公布其成员中有32%是女性,16%是有色人种。

显然,这一次《寄生虫》获最佳,与奥斯卡评委的多元化有关。比如,《寄生虫》导演奉俊昊和主演宋康昊在2015年被邀请加入奥斯卡评委,宋康昊被问到这一新身份对其的影响时回答,“今年我要把票投给《寄生虫》”。

并不只是这么简单。奥斯卡的危机,本质上是好莱坞的危机,是好莱坞原创力的危机。2019年北美票房排行榜,迪士尼占据半壁江山。而我们知道,迪士尼的撒手锏是IP大片,要么是漫威改编的超级英雄电影,比如《复仇者联盟4》;要么是IP推出续集,比如《冰雪奇缘2》《玩具总动员4》,鲜见原创性的故事。

IP在好莱坞的所向披靡,是商业类型片的成功,是大制作的成功,是视觉奇观的成功,但也是保守与低龄化的成功。如果好莱坞的驱动力只是IP和超级英雄,如果任何项目都是投资安全第一、套路第一,那么,它原创的能力、讲故事的能力、技术创新的能力都会慢慢退化,从制作人到观众的审美都会趋于保守与倒退。有数据统计,1994年好莱坞六大公司尚有51%的原创电影,到了2014年则只剩25%不到,2018更是只有10%左右。

好莱坞在退化。2019年,好莱坞的一大争议是,好莱坞旗帜导演马丁·斯科塞斯对漫威的批评,他认为“漫威电影不能算是电影,只是主题乐园”。马丁·斯科塞斯在《》撰文指出,“我所知道的定义电影的许多元素,漫威系列里都有。它所没有的是启示、神秘或真正的情感危险。没有什么面临风险。这些影片是为满足一套特定的需求而制作,并被设计成数量有限的主题的变体。它们名义上是续集,但在精神上是重复的,其中一切都经官方认可,因为不可能有其他形式。这就是现代系列大片的本质:市场调查、观众测试、审查、修改、翻新和再加工,直至可供消费。”

这届奥斯卡,马丁·斯科塞斯的《爱尔兰人》获10项提名却颗粒无收。而奉俊昊在领取最佳电影奖时首先向马丁·斯科塞斯致敬,他说自己在学电影时有一句话一直铭记于心:“人内心深处的东西,才是最有创意的。”而这句话就来自马丁·斯科塞斯。

马丁·斯科塞斯对漫威的批评不一定准确,但他的批评警示了好莱坞:资本与技术结合制造的爆米花大片,抛弃了对“人”的关注,这是好莱坞的危机,是电影的危机。

因此,无论是奥斯卡评委阵容的国际化,还是“最佳外语片”更名为“最佳国际电影”,显示出的都是奥斯卡国际化的急迫性——渴望从国际电影中为好莱坞寻求变革的资源和方向。

好莱坞行业刊物《综艺》影评人贾斯汀这样说:《寄生虫》其实不怎么需要那个奥斯卡大奖,因为它早已满载而归,但奥斯卡急需《寄生虫》,以证明自己能与时俱进。

《寄生虫》是一部怎样的电影,见仁见智,但它恰恰是好莱坞急需的电影类型。它是一个原创性的故事;它是一部凌厉的作品,撕开了贫富差距与阶层分化血淋淋的那一面;它是一个社会寓言,有强烈的现实指涉性;它是出色的类型片,有着流畅的故事和视听语言,同时又高度个人化,充满意象与隐喻;它还是一个非白人的故事,先锋、尖锐、多元……

在传统“奥斯卡模板”主导下的创作,更强调的是价值观的正确与形式规整,风格也偏向稳妥中庸。比如,这一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,很多人预测《1917》会是符合奥斯卡口味的最佳影片。《1917》是充满人文情怀的战争片,长镜头所制造的沉浸感,让人仿佛亲历战争的残酷与恐怖,由此表达出强烈的反战情绪。在奥斯卡“四大风向标”(金球奖、美国演员工会奖、美国评论家选择奖、英国电影学院奖)中,《1917》拿到金球奖和英国电影学院奖,《寄生虫》拿到美国演员工会奖,《好莱坞往事》拿到美国评论家选择奖。原本看起来,《1917》的赢面似乎更大。

与《1917》的外在残酷、内在规整不同,《寄生虫》外在规整,内核却是暴戾和锋利的,它指向的是人与人的相互倾轧——无论是富人与穷人之间,还是穷人与穷人之间,没有救赎。这在好莱坞是少见的创作题材,也鲜有好莱坞电影在这一题材上做得如此之“狠”。

其中体现的是奥斯卡更国际化、更多元、更开放、更年轻化的努力,体现的是好莱坞对原创、先锋、尖锐、有现实感作品的认同和赞赏。《寄生虫》的获奖,注定会对好莱坞的创作产生影响。而我们也希望国内电影人能从《寄生虫》中获得启示。(曾于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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